祁阳县人民法院系列报道之三十九：

　　华声在线10月7日讯(特约通讯员 李春林 唐杰 罗菊香)我叫刘诗才，今年64岁，原来是祁阳法院黎家坪法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审判员。今天，我很荣幸。能在退休之年站在这个讲台上，向大家汇报我的工作，分享我工作和生活中的欢乐与忧愁。今天，我也很惭愧。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法庭法官，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却得到了组织上如此的关爱和褒扬!

　　1952年我出生在祁东县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母亲生我的那一天，父亲刚好在田边刨草皮，捡到一块写字的墨砚，所以认为我将来能读书，就让我多读了几年书。1980年，已在农村当了十年农民的我，通过了地区干部选拔考试，分配到祁阳县大村甸区任财会辅导员，之后相继在其他乡镇担任乡党委秘书、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乡人大主席。1985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入祁阳法院工作，先后在文明铺法庭、大村甸法庭、黎家坪法庭工作，直到现在我还自愿在基层农村黎家坪法庭工作。

　　说句心里话，扎根农村法庭工作23年来，收获很多，感慨也很多，今年，我就要退休了，但我始终没有半句怨言。进法院之前，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从来没有接触法律。感谢组织上的关心，让我有机会在市政法干校读了个法律中专，接着又在法律夜大读了个法律大专。同时，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法律知识逐步健全，处理纠纷能力逐步提高。要说我在法庭工作一辈子有什么心得体会，我觉得牢固掌握好法律知识，认真细致做好调解工作，是我们当法官的最大义务，也是我们当法官的最大权利。23年来，我审结的案件将近3000件，调解撤诉的超过了2000件，至今为此没有发生一起发回重审、没有发生一起申诉信访，基本实现了案结事了。很多同事问我是否有什么秘方，我想这与自己平时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工作时给当事人开好调解“土方”是分不开的。

　　我们基层农村法庭，接触的多是家长理短，没有都市的霓虹闪烁，没有事业的轰轰烈烈，有的是平淡的乡村生活，有的是司空见惯的鸡毛蒜皮。还记得我主审的第一个案子，刘银花与杨良荣离婚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是对恩爱夫妻，两人勤劳苦干，家庭殷实，日子过得甜甜美美。正因为如此，杨庚荣的很多酒肉朋友三番五次拉他打牌，逐渐逐渐也使杨庚荣染上了赌博恶习，以致于最后把家里的财产输个精光，还四处举债。妻子刘银花多次规劝和苦苦哀求，杨庚荣每次都信誓旦旦答应痛改前非，但不出几天旧毛病复发。刘银花忍无可忍，到法院坚决要求离婚。开庭那天，我发现杨庚荣痛苦流涕，刘银花虽然语气坚决，但脸有动容，于是我先把杨庚荣批评一顿，并告之赌博的危害后果，待刘银花情绪有所平息后，又耐心的劝说刘银花再给杨庚荣一个机会。但刘银花说听多了杨庚荣的誓言，已经不再相信他了。我思索片刻，提出一个和解方案，对刘银花说：我们共产党对犯错误的党员，通常不会一棍子打死，往往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比如留党察看。你不妨给杨庚荣也来个留家察看处分，以观后效。刘银花怀疑地问我：“这有法律效力吗?”我很肯定的说：“你们写个协议，我保证，绝对有效”。于是由我口授，杨庚荣执笔，写下如下协议：“在刘银花与杨庚荣离婚诉讼期间，刘银花同意将杨庚荣留家察看半年，若杨庚荣改过自新，不再赌博，半年后，刘银花不再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将作自动撤诉处理，若杨庚荣仍不悔改，参与赌博，由法院制作离婚调解书，两人自愿离婚。”两人在上面签字，我也签具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刘银花十分放心的离开了法庭。半年后，这对夫妻再也没有来法庭。有一天，我在黎家坪镇上吃早餐，发现有家店子生意十分火爆，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两个经营的早餐店。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法学家说过的一句话：法条是死的，法官是活的，死法条能先把活法官局限死，这样的法官越少越好，活法官能把死法条用活，这样的法官能让人敬重。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更是如此，把法条用活了，开出的调解方子才有药效。1998年双抢的时候，我独任审理一起离婚案。庭审过程中，我发现这对夫妻既无小孩争执，也无财产争执，除了要求离婚外，对其他问题均一言不发。于是我在庭审结束后同他们话家常。问他们种了多少责任田，他们答有8亩半，禾还没有割完。我接着问：你们离婚了，稻谷怎么分了，责任田怎么分?丈夫答：“田间的重活几乎都是我干的，稻子收回来后，我要五分之三，责任田我要5亩半。”;妻子恼了：“插秧、割禾我比你快，凭什么你要多占多种”。我想了想，便说道：“我提一个建议，现在是‘双抢’期间，为了不耽误农时，你们先回家割禾插秧，稻谷谁割的归谁，稻田是谁插的晚稻，以后稻田谁种，也就是说谁割禾得快就多分稻，谁插秧插得快就多分责任田，为公正起见，双方均不得请帮手。”夫妻俩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气氛有所缓和，双方都同意这一方案。待夫妻俩走后，我跟书记员打赌，说这对夫妻绝对会和好。书记员不信，一个月后，妻子果然来撤诉了。书记员问我怎么料事如神，我很有经验的对他说：妻子娇小玲珑，犁田挑担比不过丈夫，丈夫五大三粗，割禾插秧不及妻子麻利。丈夫看见妻子挑重担，绝对不忍的，会不由自主地去帮忙，妻子看见丈夫插秧笨手笨脚，怕误农时，也肯定会协助，一来二去，两人不就和好了吗?这就是平凡夫妻的生活。

　　调解工作是一门学问，有时候还需要法官拥有勇气和睿智。2006年6月，我主审了一件相邻权纠纷案件，双方为了一宗宅基地明争暗斗了15年，矛盾相当大。该案从受案前到审结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调解工作，结果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案子审结后不久，原告就依据生效判决到国土、规划等部门办理了建房手续准备修建房屋，被告死活不准，原告一挖基脚，被告就去垒基脚，原告一砌砖，被告就去搬砖。到最后，法庭不得不并同执行局、法警大队对本案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一天，镇政府联动国土规划、城管、公安、交警等部门派出工作人员130余人参与协助执行，被执行人见状，一边使唤其子女手持锄头利器威胁阻碍民工施工，一边自己故意倒在污水坑里以博得围观群众的同情。当被执行人倒在污水坑里的时候，我也迅速跳到坑里将其扶起，被执行人见我五、六十的岁人去扶他，感到很不好意思，立即站了起来。我抓住时机，与镇里领导站在污水坑里，耐心做了他三个小时的工作，终于促成双方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被执行人按市场价将争议的宅基地买回，镇政府根据政策再划拨一宗宅基地给申请人。就这样，一起争议长达15年的相邻权纠纷圆满画上了句号。

　　23年来，每调结一件案件，我就感到多一份开心多一丝欣慰，因为在我们法官看来，一件案子是小事，但站在当事人角度，很有可能将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调解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正因为这些由衷的高兴和快乐，使我坚定了要在农村法庭工作到退休的不悔信念。这并不是说我故意想出洋相出个名，也更不是组织上不关心我，相反组织上很关心我，院党组每年春节都专门来庭慰问我，征询我工作调动的意见，但一个人习惯了某个工作环境，就很难舍弃这份情环。这句心里话，我妻子我儿子都曾埋怨过我，但最终还是理了解我，我的老母亲八九十岁了，因为我一直住家住在法庭，她不便过来，就一直一个人住在我祁东农村老家。每次逢年过节，老母亲都一个人自己搭车跑到法庭来，来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农村法庭工作好，熟人多，位置好找，空气也好。”每当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特别是2008年冬天，老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患了急性支气管炎，舍不得花钱去诊病，结果造成咯血，大口大口吐血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老母亲已俺俺一息，权靠隔壁邻居及时发现及时送医院，才避免了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很感谢我的老母亲、我的家人这么支持我的选择。

　　法官这个职业很崇高，也很清贫。说句实在话，在平时办案中也有过人找我说过情、送过礼，我凭着自己的良心，一一挡了回去。我深知一个当事人、一个农民的生活辛酸，因为我自己足足当过十年农民，所以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把手伸向老百姓的腰包。工作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有钱买房，虽然没有钱为自己的子孙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我觉得自己活得实在、活得自在，觉得没有沾污法官二字、法院二字。认识我的群众十分尊敬我，认识我的当事人十分尊敬我，有了这一点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