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20年、申诉10年：只等到苍苍白发

　　地方领导让等一等，这些等待转公的教师们没想到，一等就是20年，白发已苍苍。

　　在贵州省大方县有这样一群民校教师，他们坚守在偏远山区教师岗位上30余年，符合转公教师的所有标准，却在转公名单上消失了。20年里，经历多次从希望到失望，大多数时候是无望，没人理他们。

　　陈永贤老师

　　黄承老师

　　大方县东关乡东关小学教师冷帮元

　　曹明英老师

　　王林老师

　　第一次希望来临是在2000年。2000年之前，这些民师们都通过了业务考核合格、计生审查过关、考试成绩上线，却未被通知转公。

　　2000年，眼看着国家将终止转招民校教师，地方领导百般安抚并承诺“不要慌，要等待，以后还有机会”。苦等无果。后来，民师们向贵州省教育厅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大方县教育局上报材料显示，大方县民校教师已于2000年全部转公”。民师们希望破灭，他们成了转公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消失的身份又给了谁?

　　第二次希望来临是在2006年。民师们开始上访维权。县、市、省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均按上访条例逐级上访，各级的批复要求大方县政府给他们合理解决，上级的积极批复为民师们带来了希望。但是地方领导的所作所为又令民师们失望透顶。从中年而立等到白发苍苍，陈禄洪等人甚至已经倒在了三尺讲台之上。

　　得地方领导“关心”：绕了一圈，回到原点

　　“自从我们2006年上诉以来，大方县政府为了打压我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命令下面的干部把我们盯着，亲朋好友把我们劝着，谈话时把我们哄着，车站、码头把我们拦着，说大话，把我们唬着。若是听说我们当中谁不在家了，他们就处处设防、打电话追踪，对我们可谓是‘关心至极’，连我们的儿女都没有像他们这样‘关心过’。”民师代表说。

　　2015年2月，民师中的四十多人集体上访到贵州信访室，还未进门就遇到了大方县有关领导的拦截，在民师们的强烈要求下，当着省信访室领导及毕节维稳办公室熊凯主任的面，大方县教育局段局长等人承认，他们是受大方县党委、政府的委托，前来接民师们回大方的，承诺回去后一定有满意的答复给民师们。

　　一年过去了，大方县政府的答复是《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不适合大方县遗留民校教师，其行为属无理取闹。“难道我们不是中国公民?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怎么就不适合我们了呢?”说话人是一位瘦瘦高高、须发尽白、左手腕带着褪色的老式手表的民师代表人，总是不急不缓地他此时也满目通红，双手发抖。

　　2016年7月19日，大方县把这群人的身份证锁死，车站码头不能购票，目的是不让这群老师向上级反映情况。

　　坚守偏远山区教师岗位，咬紧牙关只为孩子的未来

　　大方县这些未转公民校教师所在的学校，大多是在偏僻的农村教学点上，实属正式教师分配不来，来了也要想方设法调走的缺编学校，为了稳定这些偏僻边远地山区的教学秩序，大方县政府、教育局一直安排他们在这里上课。

　　在这些边远地区教书的老师大多必须“全能”，一个人要教各种功课，有的还要担任班主任，任务繁重，却只能拿到正式教师四分之一的工资。迫于生活压力，许多人选择了转行，如今留下教书的老师仅有六、七十人。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走(转行)，但我们一走，他们就粗暴地把学校撤并了，让小孩跑去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读书，然后穷山村的孩子路费、住宿费，饭食开支也大了，很多就只有辍学……(上诉无果)回去气的发抖，可是一回来看着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照样抹干眼泪，打起精神给他们上课。”民师代表说。

　　达溪镇兴邦小学的李同学说：“王老师上课很精彩，每次上课几乎全班同学都举手回答问题，他还会去一些困难生的家里家访。他很辛苦，记得那年春节，他用扁担挑着了几个箩筐走了几十里路，里面是我们新学期的教科书，把王老师的腰都压弯了。”王老师即王维平，他和赵方琼二人就支撑了一所村级学校，教学成绩近八年来，年年位列该镇前三名，并获得教育局奖金3000元。

　　除此之外，安乐乡的罗玉静曾是国家三八红旗手，贵州省政协代表;大山乡的王德俊为了修教学楼，把自己分得的两亩包产地全部无偿奉献出来捐给学校;高店乡的黄仕祥以校为家……“这些老师，自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不管工资待遇如何低微，始终坚持在教育战线第一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在“三教验收”和“普六”、“普九”、“两基”期间，为大方县顺利验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们连起码的公平待遇都得不到吗?”民师代表人说。

　　残病老人不敢退休，只为400元救命钱

　　大方县的民师们在教育工作中，与正式教师分担同等任务，但是待遇上仅是正式教师的四分之一不足，除了每月1200元生活补助以外，没有增量补贴、绩效工资，班主任没有班津贴。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民师们向相关单位和部门提出同工同酬的诉求，却屡遭白眼。“连稍微安慰一下心情的语言都没有，只有无穷的讽刺。我们想想手脚还利索，脑袋还清醒，生计勉强维持，为了娃娃，只有咬咬牙过去了。”

　　随着年事渐高，民师们再难坚挺下去。如今，这些在职在册的大方县的民师们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50岁，教龄均在30年以上，大多数人面临或是即将面临着退休问题。一部分人办了离岗退休手续，每月生活补贴只有800多元，不足正式教师的五分之一。黄承开、罗玉静等人，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不得不顶苍苍白发，步履蹒跚，每日坚持在三尺讲台上争取每个月400元的救命钱。

　　“劳无所得，老无所养”这是民师们对自己半生的总结。“由于没有钱，我们生了病，小病挨着，久而久之成了大病，大病又没钱治，李公明等人就是这样病死的。人死后，相关部门不但对死者的丧葬费一分不给，甚至对死者亲属没有一点抚慰!真是死不瞑目!”民师代表人嗓音颤抖，好像说的就是自己不久后的下场。

　　追回消失的身份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无力支撑庞大的教育经费，民师支撑起农村教育半壁江山，人数占全国教师总量的2/3，拿工分吃红薯。国家只补助几元钱，他们凭着执着热爱为“双基”、“普九”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国家和社会承认的教师，但不是享有一般国家教师待遇的教师。

　　1996年起，国家统一转招民校教师，2000年实现所有符合标准的民师获得正式教师的待遇。然而，在这样的优渥时代光景之下，贵州省大方县却有着这样一大批符合标准的民校教师，他们的名字消失在了转公名单上。30多年来，他们为了偏远山区的孩子坚守岗位做出卓越贡献，穷困交加。他们等待政府兑现承诺未果，被逼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如今他们垂垂老矣，老病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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