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融入“一带一路”的金融对策
曾昭才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一带一路”确定为优化经济发展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今年3月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当前，尽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湖南加快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而以支持经济发展为使命的金融行业，更应积极拓宽资金供给渠道，提供更大的金融支持，大力推进国家战略在湖南的落地实施。
一、“一带一路”的整体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2、“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
1、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2、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三)湖南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目前，随着《“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多国“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及丝路基金、亚投行组建工作的迅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要作为湖南省的核心工作内容，加快对接融入步伐。
1、湖南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期间，提出了“充分发挥湖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简称“一带一部”)的要求。湖南必须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切实抓准“一带一部”战略定位，全力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南方“十字路口”的优势，加快湖南经济发展。
2、湖南对接“一带一路”的比较优势。作为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省份，除具有区位比较优势外，我省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基础建设、能源开发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具备较强“走出去”能力的优质企业，这些企业在基础设施、经贸合作、产业投资以及能源资源合作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海外工程承包能力和项目竞争能力逐渐增强。同时，我省大部分出口商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在工程机械、输变电以及电站建设等方面比较优势明显，且在合作区建设上也已取得了显著成果。
3、湖南对接“一带一路”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利好。在国家3月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长沙是6家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之一。同时，今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我省长株潭城市群在内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批复设立中部地区首家国家级新区——湖南湘江新区，这对湖南打造新增长极，可以说是重大的政策利好。 二是开放红利。“一带一路”向西开放，将给湖南带来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叠加的“红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向东对接长三角;加快大湘南融入珠三角的步伐，向南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大湘西融入亚欧大陆桥，向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对接“一带一路”，努力拓宽商路，引外资、外企进园区，夯实和壮大平台，外向型经济将获强大的平台支撑。同时，东盟是我省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俄罗斯、中亚五国是我省传统出口市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增进我省与这些地区的往来，政府铺路搭桥，助推湘企“走出去”。 三是互联互通。辐射周边，利通天下，将迎来大枢纽、大物流、大商圈的时代。依托便捷的交通，大力发展“临铁”“临空”“临港”经济带，湖南经济又将迎来一番新光景。
二、湖南融入“一带一路”的金融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湖南省与沿线国家的互动融合增强，湖南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层次和水平也不断提升，给金融行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更加广泛的客户群体以及难得的战略机遇不断。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金融需求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国家将重点推进陆上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建设，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巩固和扩大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油气运输战略通道，确保油气运输安全;推动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共筑“信息丝绸之路”等。我省在轨道交通、港口设备以及路桥建设等领域具备较为突出的比较优势。轨道交通方面，南车株机在电力机车方面的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频频在海外斩获大单，仅在南非、马来西亚、土耳其三国就拿到总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同时还在或将在这些国家建立生产基地，辐射东盟、欧洲、非洲等市场，实现由输送“产品+服务”向“产品+服务+技术+投资”的转型升级，由“单一产品供应商”向“轨道交通方案提供商”的角色转换。港口建设方面，泰富重工相继中标两个巴西建工项目，金额将近6亿美元，三一重工成为委内瑞拉卡贝力略港口建设的相关设备提供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湖南建工和湖南路桥为代表，其中湖南建工的海外版图已扩展到3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建项目金额达42亿美元。我省银行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资金、产品优势，与诸多大型基建企业保持良好的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完全有能力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近距离”服务。
(二)能源资源合作带来的金融需求
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国家将在陆上重点做大做实与中亚、西亚、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与战略通道合作，在海上共同谋求油气资源运输通道和供求互保安全，建设一批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及加工转化合作带和示范区，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有序推进矿产资源、电力等能源合作。我省企业在电力和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比如矿产资源方面，中冶长天和二十三冶等传统资源开发优势企业，湖南有色以及其他地质勘探企业，都有能力参与到能源合作中来;电力方面，中南院、电力院、水电八局等企业，具备较强“走出去”的能力。其中，中南院承建了涉及越南、缅甸、老挝、和尼泊尔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水电项目。这中间直接或衍生的重点项目和工程实施，将带来可观的金融业务机遇。银行业多元化金融服务能力较强，不但能够协助解决跨境合作项目的资金需求，还能提供各类能源资源企业所需的融资顾问、投行财务顾问、融投方案制定、股权债权产品、投资、租赁等综合化金融服务，有利于抢抓跨境能源资源合作带来的商机。
(三)国内富余产能转移带来的金融需求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强互补性。如中亚国家长期依赖重工业，轻工、纺织、食品工业落后，对外依赖度高;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已经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纺织服装和低端制造业的新兴聚集地。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利于我省发挥比较优势，瞄准沿线国家市场，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富余产能转出去、技术标准带出去。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上，湖南已拥有南车件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泰富等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企业，迫切希望搭乘“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快车。同时，我省在钢铁、水泥、造纸、电力建设等行业具备较好的基础和优势。银行业在支持沿海产业转移的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及时把握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支持我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企业跨境投资经营，助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四)农业开发合作带来的金融需求
从我省农业基础看，近年来我省粮食产量虽实现连年增产，但可耕地仍然有限，且多为丘陵地带，粮食规模化生产难度相对较大。从“一带一路”沿线看，很多国家农业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广，粮食产量高，是全球重要粮食产区和食品来源地。如东南亚和南亚是传统粮食产区，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分别占64国的45%和67%;中亚地区小麦、油料、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优势明显，仅哈萨克斯坦粮食出口就居世界第6位。我省在农业产业合作方面优势明显，由隆平高科牵头，我省在2013年就成立了由20家农业企业组成的湖南农业产业联盟，帮助湖南农业企业“结船出海”。“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省与沿线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农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流通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推动我省农业“走出去”，促进区域农业开发合作和经贸往来，为银行业深化沿边地区“三农”金融服务、提升农业国际化金融服务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具有农业“走出去”战略所需的独特优势，拥有适应“三农”发展所需的完整的产品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有能力满足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金融需要。
(五)经贸合作水平提升带来的金融需求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深化经贸合作是促进湖南省与沿线国家和国内省份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是“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的重点领域。国家将加快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海上战略支点等主要经济走廊建设，积极发展边境贸易，不断扩展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我省目前大部分出台商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在工程机械、输变电以及电站建设等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在合作区建设上也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比如机械方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山河智能均已进入全国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带动了我省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输变电设备方面，特变电工衡变公司、湘电集团以及威胜集团等企业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方面，我省已建有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老挝湖南橡胶产业园、泰国湖南工业园、越南湖南商贸物流园等多个境外园区。这都预示着我省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增长将具备很大潜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大发展，将由点及线、由线到面促进国内产业梯度发展，为银行业务在服务国际经贸合作尤其是边贸方面带来广阔空间。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沿边地区金融机构网络较多，可利用“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东盟货币业务中心”等专业机构，为经贸活动和跨境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六)银行业面临战略性金融需求
一是省内企业“走出去”和外国企业“走进来”带来大量金融需求。在我省“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省内企业向周边国家“走出去”、外国企业“走进来”的步伐将加快，企业的投资与合作必然带来大量信贷需求，同时，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公司债券承销、上市指导等投行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期。二是对外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带来大量金融需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支点，为省内银行带来大量外汇存款、国际结算、信用证、结售汇、贸易融资等业务。三是银行渠道建设迎来“走出去”战略机遇期。省内企业“走出去”，需要银行渠道“建出去”、服务“跟出去”。银行可借机在“一带一路”沿海国家进行布局，设置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并加快推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化。
三、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发挥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金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对产业变革、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和国家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资金流引导物质流已成时代主流，可以说金融不仅是经济的血液，更是时代的灵魂。在此时代背景下，我省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发挥四种引领作用，全面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1、发挥经验引领作用。“一带一路”是一个复杂体系，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质，实行“规则统一、形式各异”的差异化推进政策，这需要充分掌握信息、合理把握尺度。我国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适应各国政治、文化和法律体制并有效开展务实经济合作上积累了大量经验，2004-2013年10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19%，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达46%，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我省对外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在过去10年间同样得到快速发展，在以往与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往来中，省内金融机构始终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实质上的主力军，积累了大量因地制宜开展合作的经验，理应在“一带一路”推进中深入发挥经验引领作用。
2、发挥专业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内涵丰富。先期，经贸合作，特别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先导;接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心将转移到资源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上;之后，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有望成为主题，从而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的投资机会，并为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注入强大动力。金融作为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手段，不仅可以满足建设资金需求，还能提供融资顾问、投行财务顾问、融投方案制定、股权债权设计、风险管理等综合化服务，并通过专业服务引导“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循序渐进地拓展、集约高效地深化。
3、发挥模式引领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规模上升到世界第二，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实体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金融机构飞速发展并在国际同业中位居领先。中国模式是一种取得成功并可被广泛借鉴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沿着“一带一路”进行扩散和传播，不仅有利于消融中国崛起压力，也有利于沿线新兴市场国家少走弯路，借鉴中国模式取得进步，最终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一个基于中国模式共识的有机整体。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中国金融机构是中国模式的践行者。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我省金融机构理应发挥模式引领作用，在业务合作的同时向沿线国家广泛传播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4、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一带一路”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要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以我为主的强国思维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金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在金融投资过程中应审时度势、注重保持相对优势，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作为金融主力军，引导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积极果敢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占据金融主动来体现强国思维。另一方面，金融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行业，应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风险识别、预警、评估和管理作用，避免由于各种原因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危机，守住金融底线，体现底线思维。
(二)实行金融“六个结合”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金融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如何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实现沿线国家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我省在金融服务“一带一路”中应推行“六个结合”：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既要积极推动我省金融机构走出去，也要大力吸引沿线国家企业走进湖南金融市场;二是“先予”和“后取”相结合，以共赢为最终目标，短期内给予沿线国家金融助力和资金扶持，长期内取得沿线国家对湖南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的良好效果;三是发展与安全相结合，在谋发展、求共赢的同时，完善安全应对措施，加强风险防控工作，确保金融扶持“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利益共享和金融反制相结合，促进沿线国家实体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在共赢模式下切实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金融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五是宏观目标和微观利益相结合，即坚决服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在保障国家“一带一路”宏观战略推进时，制订详细可操作的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方案和支持项目库，使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六是整体推进和机动灵活相结合，既要全面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互动，也要根据不同国家多重分化的区域特征实施区别对待原则。
(三)重点培育我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一带一路”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合作、能源资源合作等八大领域。湖南作为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一员，随着我省“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和“破零倍增”、“千亿海外”等工作开展，我省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基础建设、能源开发、特色农业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具备较强走出去能力的优势产业和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应重点培育本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积极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一是积极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势产业。我省在轨道交通、路桥建设、港口设备等领域具备突出的比较优势。如轨道交通方面，以南车株洲电力机车为龙头的产业集群逐建形成，其电力机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辐射东盟、欧洲、非洲等市场，仅在南、马来西亚、土耳其三国订单达到200亿人民币，实现了由“单一产品供应商”向“轨道交通方案提供商”的转型升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湖南建工、湖南路桥等一批企业为代表的建筑公司纷纷融入国际市场，其中湖南建工海外版图已扩展到30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海外建筑项目金额达42亿美元;在港口建设方面，泰富重工、三一重工等一批设备供应商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其中泰富重工相继中标巴西两个海工项目，金额近6亿美元。
二是积极支持先进制造业经贸合作发展。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我省在工程机械、输变电以及电站建设等方面的出口贸易具有比较优势。在工程机械上，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均进入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泰富重工发展迅速，2014年产值过百亿元，外海市场开拓捷报频传，带动了我省工程机械万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逐渐形成全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区域创新中心和工程机械制造中心;在输变电设备上，特变电工衡变公司、湘电集团、威盛集团等企业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产品远销东盟、非洲等多个国家;在电站成套设备EPC总包上，中南院、电力院、云箭集团、汉龙水电等企业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相关合作。我省2014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达到45.5%。
三是积极支持特色农业产业“走出去”。我省是农业大省，水稻、油茶、茶叶、生猪、烟叶、水产等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明显。在农业产业国际合作上，省政府在2013年成立了以隆平高科牵头、由20家农业企业组成的湖南农业产业联盟，帮助湖南农业企业“结船出海”，隆平高科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已成功在利比亚和东帝汶进行农业园项目投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我省农业走出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金融机构在积极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大力扶持本省粮食生产、水产养殖、草食动物养殖和特色种植业发展，并积极推进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和高附加值加工，将湖南打造成全国粮食高产示范区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四是积极支持能源资源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能源资源合作是实现我国优势产能转移，解决我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依存度高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我省企业在电力和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在电力方面，中南院、电力院、水电八局、五菱电力等企业具备一定的走出去实力，其中中南院承建了越南、老挝、泰国、尼泊尔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水电项目;电力院已经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20多个国家完成业务布局;水电八局2014年实现海外业务新签合同130亿元，已在13个国家完成33个项目。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冶长天和二十三冶等传统资源开发优势企业、湖南有色及其他地质勘探企业都已具备“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资质和实力。
(四)大力推动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
我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区位比较优势明显。金融机构应大力推动我省水、路、空、铁四网联动，积极对接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港澳台，建设高铁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带，发展临港、临空经济，主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一是大力支持“一纵五横”为重点的水路运输网。支持“一纵五横”(一纵：湘江;五横：沅水、淞虎-澧资、澧水、资水、涟水)航道建设，建设通达便利的内河运输网;支持长江航道治理和洞庭湖岳阳综合枢纽工程，实现长江湖南段常年5000吨级通航标准;支持港口建设，将岳阳城陵矶新港打造成长江中游重要的航运物流中心，将长沙霞凝港打造成专业化运输核心港区，提升株洲、湘潭、常德、益阳、衡阳、永州等重点港口功能。
二是大力支持“六纵六横”为主干的铁路运输网。抢抓沿江快速打能力铁路通道建设机遇，大力支持沪昆、怀邵衡等快速铁路，蒙华、黔张常等铁路新线，渝怀、焦柳等既有线扩能改造项目建设;支持规划建设中西安至长沙快速铁路、兴永郴赣、常德-桂林-海口等铁路建设，加快形成我省“六纵六横”为主干的铁路运输网;支持长沙(株洲)、怀化、衡阳三大铁路枢纽建设，优化货运、客运综合枢纽功能，建设具有增值服务功能的铁路客货运中心。
三是大力支持“七纵七横”为骨架的公路运输网。重点支持新增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繁忙路段扩容项目、出省通道和断头路建设，加快形成我省“七纵七横”为骨架的公路运输网;支持国省公路提高技术等级，实现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到90%;支持干线公路省际通道和连接重要景区、资源基地、工业园区、物流中心的公路建设;支持环洞庭湖公路建设和沿江高等级公路建设。
四是大力支持“一枢纽一干多枝”为支撑的航空运输体系。支持长沙黄花机场飞行区东扩工程和空港配套工程项目，将长沙空港打造成长江中游重要的航空枢纽;支持张家界荷花机场改扩建工程，将张家界机场打造成大型旅游机场和重要的干线机场;支持常德、怀化机场改扩建，零陵机场迁建，衡阳、武冈、岳阳、郴州、娄底等机场新建等项目，加快形成我省“一枢纽一干多枝”为支撑的航空运输体系。
(五)加强合作创新提升“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能力
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合作，推动省内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海外设点展业，鼓励内资金融机构、包括政府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长沙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如云南富滇银行持股51%的老中银行去年1月在老挝开业，成为我国城商行首家在境外设立的法人银行;要积极推动省内金融机构与沿线国家银行建立全面的代理行关系，加强在汇兑、结算、融资等领域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促进服务升级;要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加强与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等方面合作，积极参与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的“银团贷款”、委托贷款、转贷融资等业务。另一方面要加快产品创新，适时推出地方版“一带一路基金”，参照福建、广东等省份做法，通过设立基金方式，广泛吸收政府、社会和银行资本参与，共同支持支持“一带一路”产业投资、走出去项目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积极探索发行离岸债券，鼓励我省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如中国银行已率先抢闸发行离岸人民币、欧元、新加坡元和美元中期票据，2014年其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达58宗，发行金融150亿美元;要加快创新银行产品，根据企业走出去结算和融资需求，创新人民币跨境现金管理产品、人民币跨境贸易与投融资产品、外汇交易产品，如内保外贷、贸易融资、境外人民币贷款、海外并购贷款、外汇理财等;要创新银行融资担保方式，如针对铁路互联互通建设，创新铁路货物监管模式与运输单据抵押融资方式。针对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创新关税保函、海关保函等银行担保业务，并积极探索境外资产股权、资产等抵押贷款方式。
(六)强化风险防控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大部分为新型和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提供主权担保，许多国家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信用体系不完善、汇率波动较大等问题，导致资金成本上升，信贷风险增加，整体跨境金融合作层次较低。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不容小觑，如美国在东盟的影响力、俄罗斯在欧亚联盟国家的影响力，都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制约。此外，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和法律环境以及缺乏国际项目经验，也面临诸多商业风险和运行风险。企业走出去除了需要银行的融资和结算支付等方面的服务外，还需要更为完善和系统的金融风险防控服务。因此，银行要始终坚持“真实调查了解”这一基本原则，加强贸易背景的真实性调查和审查;要顺应监管导向，合理设计交易流程，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要重视跟单信用证、保函等传统贸易结算工具的风险缓释功能，以此弥合新市场中交易双方的信任缺口;要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从单一客户、单笔交易的风险管理转向综合和系统性的风险管理;要制定完备、规范的贸易金融业务操作规程，实现风险管理的各司其职、分工制约。同时，银行还要大力发展外汇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企业提供管理商业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工具。
(七)完善运作机制营造“一带一路”金融环境
一是成立“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一带一路”战略以项目为载体，以资金为纽带。只有政府统筹协调，企业、银行、政府等多方通力合作，帮助企业获取项目并解决融资，才能真正使我省加快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为此，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政策性银行和主要商业银行应成立“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政策与信息沟通，结合湖南实际，选择沿线国家中与我省产业契合度高的一些国家作为重点开发国别，建立“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库，对重点项目在审批、资源和政策上给予支持，以加快项目的推动和落实。二是成立风险分担机制。采取由政府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或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政府保险公司承保等多种方式，设立企业“走出去”风险分散机制，分担金融机构融资的后顾之忧。三是加强跨境征信合作。通过政府平台，与沿线重点合作国家加强征信管理交流和合作，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和区域金融信息交流机制，加强在培育征信市场发展、征信机构监管、信用评级体系、防范信用风险、违约企业披露、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沟通，共同构建金融安全区。四是加强国际金融人才的培育。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贯彻执行人才引领战略，建立跨境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实施国际金融人才培养计划，加强金融“软实力”的培养、引进和输出，为我省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国际金融人才梯队。
(作者为湖南省政府智库联盟专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正厅级巡视员 曾昭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