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零陵擅风月 最多吟兴是潇湘——永州历史文化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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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政平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永州历史有三大时间刻度:一万年的开发史、四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的建置史。结合首部《永州市志》的编纂,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梳理永州历史文化的大势大略。

一、史前考古惊世发现

永州是一方神奇的土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永州市道县境内两处远古遗址的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2011-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在道县乐福堂乡的福岩洞发现47枚人类牙齿化石,铀系测年确定埋藏年代为8万至12万年前,其齿冠和齿根呈典型现代智人特征,研究成果刊于2015年国际科技杂志《自然》,并入选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一考古发现表明,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在东亚出现时间比欧洲和西亚至少早3.5万至7.5万年,填补了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理分布的空白,从而改写了东亚现代人起源时间线。

另一远古洞穴——玉蟾岩遗址,则叩响了农业与制陶的起源之门。经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此数次发掘,出土了一批被测定为1.2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一发现,打破了“水稻印度起源说”,将中国水稻栽培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为中国是水稻原产地提供了决定性证据。伴随出土的原始陶片,距今约1.4万年至1.8万年,属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玉蟾岩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亲笔题词:“天下稻源”。

一洞问“人从何来?”一岩问“食自何始?”道县双遗址,堪称永州献给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惊世答卷。

二、千年古道楚粤通衢

所谓“楚粤通衢”,就是古代联结湖南(楚)与岭南广东 、广西(粤)的交通要道。永州位于湖南南部、五岭北麓,地连楚粤,水汇潇湘,素有“楚粤门户”之称。根据历史地理考证,古代跨越五岭的五条通道中,经由永州的就有三条,且均交汇于零陵郡城,形成水陆并进的交通格局。

(1)越城岭道,又称湘桂走廊。在都庞岭与越城岭之间,沿湘江西源河谷是一条狭长天然低地通道。自公元前214年秦军于湘江上源修筑灵渠沟通湘漓二水后,此一线便成为水陆双通道,曾被视为“岭南第一通道”。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今越南北部)、唐代李靖平定萧铣,北宋狄青征“西原蛮”,以及黄巢起义军北归、太平天国农民军出广西,走的都是这一道。即使明清时期,去广西、云贵方向仍多走此线。

(2)萌渚岭道,即潇贺古道。从零陵城沿潇水上溯至道州,经永明或江华,越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贺州,由此沿贺江顺流而下,汇入西江,直达广州。此道是秦朝于公元前219年前后修筑的“新道”,是古代中原连通岭南的一条水陆联运的国道,此路较东西其他通道更为便捷。西汉陆贾出使南越即取此道;宋代潘美伐南汉、岳飞征剿流寇曹成,均由此路进军。

(3)零陵——桂阳峤道。东汉大司农郑弘奏开,前段与萌渚岭道同,自道州分途,穿行于九嶷山与萌渚岭之间,东至广东连州,由连江、北江抵达广州。此路元明以后转为民间通道,承担着湘粤之间商贸、盐运及人口迁徙职能。

以上三条古道,尤其是湘桂走廊和潇贺古道,自秦汉至唐宋前后兴盛了一千余年。除了前述军事功能,依托这两大通道,永州成为中原与岭南之间人流、物流必经的交通要冲。交趾的象牙、南海的珍珠由此北输,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南下外销,古道沿线墟镇繁荣,零陵古城成为“楚南一大都会”。南宋末年,零陵城墙已达九华里多,城内辟有“南市、北市、腰市”三处集中贸易场所,铺店七十六座。由于古代永州长期处于南北通道枢纽地位,在中原先进文明向岭南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桥梁和中继站的作用,故其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原基本保持同步。

需要指出的是,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移至江南,政治中心从黄河中游地区东移,走江西——大瘐岭——广东,成了最便利的路线。大庾岭道(梅岭古道)自唐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经宋代大规模加修,地位日渐上升,至元代取代萌渚岭、越城岭二道而成为南北主要通道。永州逐渐丧失其交通枢纽地位,经济文化发展放慢。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粤汉铁路通车后,五岭古道整体变为历史陈迹。永州因交通而兴,也因通道东移而衰,这是理解零陵永州汉唐辉煌与元明清发展滞后一个关键背景。

三、两汉全国一等大郡

永州正式进入华夏正史叙事阶段,始于舜帝南巡。《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一记载使永州成为中华道德文明的源头圣地,深刻塑造了此地后世的政治与文化格局。“零陵”即舜陵,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辑录,它是我国夏代以前出现的34处重要地名之一。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吕嘉之乱,在岭南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同年在今湘南桂北地区置零陵郡。这一布局的核心考量,是以零陵郡控扼潇湘流域南北交通命脉。从军事上锁定岭南的北部门户;同时以“零陵”为郡名,在政治象征上强化汉朝廷对岭南统治的正当性。

零陵郡初治今广西兴安县界首镇一带,东汉移治泉陵(今零陵区)。泉陵城早在战国中期即已形成城邑规模,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年)置泉陵侯国,自东汉起历代王朝在此建郡置府再未间断。西汉零陵郡辖境相当广阔 ,地跨今永州、邵阳、桂林三市及衡阳市西南部,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西汉下辖11县,东汉增至16县。在东汉105个郡国中,零陵郡辖区面积居第10位。又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顺帝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零陵郡有212284户,人口1001578人,为全国13个百万人口大郡之一。其时,岭南可考的南海、苍梧、合浦、九真、日南五郡人口合计约114.4万(郁林、交趾资料缺失),五郡总人口仅比零陵郡多出约11万。

西汉零陵郡,不仅是一等地域大郡、一等人口大郡,也是一等人才大郡。东汉的蒋晋、汉灵帝时举孝廉,历任汝南太守、交州刺史,入朝拜尚书令,史称其“在位清直,为群僚所服”;泉陵人刘优,汉献帝时官至尚书仆射,居台阁而朝纲肃然。汉末三国之际,零陵郡更涌现一批活跃于魏、蜀、吴三方的人物。东吴名将黄盖,在赤壁之战中献诈降火攻之策,并亲率膏油灌其中的蒙冲斗舰纵火,大破曹军。曹魏阵营有刘先,博闻强记,明习汉家典故,原为荆州刘表别驾,魏国建立后任尚书令;其外甥周不疑,少有异才,著《文论四首》,相传曹操攻柳城不下,周不疑献十计助其破城,曹操忌其才,遣刺客杀之,时年十七岁。蜀汉阵营中,蒋琬是标杆性人物,诸葛亮称其为“社稷之器”,临终密表荐以自代,蒋琬官至尚书令、大将军,后又加大司马,执掌蜀汉政局十二年;刘优之子刘巴,才智卓绝,为刘备所倚重,法正死后代为尚书令;蒋琬舅表弟刘敏,兴势之战中助王平据险坚守,逼退曹爽十万大军,因功封云亭侯;赖恭历任交州刺史、蜀汉太常,以忠勇刚直闻名。这些先贤人物,或入仕中枢而政声卓著,或辅佐一方而稳定朝局,或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其生平事迹多载于西晋史家司马彪所撰《零陵先贤传》(原本已佚,今存辑本),构成永州历史文化中极为厚重的一章。

四、唐宋湖湘文化高地

零陵郡至隋朝改置永州总管府,大体形成今永州地域格局。唐代境内分设为北部永州、南部道州,直至明朝才统辖于永州府。唐宋时期的永、道二州,凭借其独特的山水形胜与深厚的人文积淀崛起成为湖湘乃至全国的文化高地。

(1)名流会聚:流寓与本土的双重蓄积

永州在唐宋的文化能量,首先来自异常密集的外来精英输入。根据地方志和相关研究统计,唐宋两代贬来永州、道州的官员达59人,加上见载于方志有政声、有建树的地方良吏68人,合计127人。这一“流寓”群体层次之高,在同期湖南各州中罕有其匹。唐有李岘、崔涣、杨炎、崔沆,宋有李昉、寇淮、丁谓、陈执中、范纯仁、徐处仁、汪伯彦、蔡攸、王黼、张浚、汤思退、赵汝愚等16位宰相(3人途中被杀或猝死),他们大多既是名宦又是名师,直接改写了永州的文化基因。文学家群体同样壮观。元结两任道州刺史,柳宗元谪居十年,范祖禹、邹浩、沈辽、黄庭坚、汪藻、杨万里等接踵而至。还有李白、刘长卿、戴叔伦、欧阳修、陈与义、张孝祥、范成大、刘克庄等数十位诗人,亦在此留下诗作。更有理学一脉南下,蔡元定、蔡沈父子曾在道州讲学授徒;胡安国、胡寅父子先后出任永州知州,是胡氏父子三人(加胡宏)奠定了湖湘学派的根基,张栻侍父居永十余年,深受永州学风熏染,后来成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

永州文化并非单纯的“输入型”存在,本土人才也一样耀眼。怀素以“草圣”称誉于世,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主导中国思想文化近千年,路振、陶岳、周尧卿以学术或史笔名家,唐有史青于玄宗皇帝面前四步成诗,北宋陶弼以“左孙吴、右诗书”著称,特科状元乐雷发在南宋末年诗坛独树一帜。外来流寓与本土生长相互激荡,构成永州作为文化高地的人才基底。

(2)、“三溪一庵”:顶级文化名人的地标性创造

文化高地的确立,不仅是名流聚集,更需持久辐射力的空间载体。永州在这一层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为“三溪一庵”四个文化地标。“永州三溪”之名最早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露客在《楚游日记》中提出,指浯溪、愚溪和濂溪,它因汇聚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位文化巨匠遂成为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的圣地,名动天下。浯溪位于祁阳城区的湘江西岸,元结卸任后隐居于此并命名,他亲撰《大唐中兴颂》,由颜真卿书丹刻于崖壁,以文奇、字奇、石奇并称“摩崖三绝”。此后历代书法名家纷至沓来,累积至五百余方,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露天碑林。愚溪在零陵区,原名冉溪,柳宗元将其改名为“愚溪”,并以“八愚”命名溪畔丘泉沟池,其《永州八记》中的多篇即诞生于此。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间,将贬谪的苦闷转化为对山水与民瘼的深度书写,留下诗文400余篇,愚溪因此成为唐代贬谪文学最具精神高度的地理符号。濂溪则指向另一种文化方向。周敦颐生长于道州营道县(今道县)濂溪之畔,后世以“濂溪”为其学派标识,濂溪故里被公认为“理学之源”“圣贤故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的表述,将永州(道州)推到宋明理学地域谱系的开端位置。

与“三溪”以水为名不同,绿天庵以一处庵堂、一片蕉林承载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怀素自幼在零陵城内东山之巅出家,因贫无纸,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代纸练字,经数十年精学勤研,终成一代草书巨匠。故“绿天庵”,成为草书精神最著名的物质遗存之一。庵内原存怀素碑及宋以来名人题刻近50方,包括《自叙帖》《圣母帖》《千字文》等珍贵书迹。

“三溪一庵”的意义在于,它们并非后世附会名人而构建的纪念性空间,而是文化创造行为本身发生地,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怀素的创造行为,直接凝结在永州的山水与建筑之中,成为难以复制的文化地标集群。

(3)科举实绩:文化高地最硬核的量化证明

文化高地的地位,最终需在制度性的人才选拔中接受检验。唐宋永、道二州的科举数据,提供的正是一组毋庸置疑的量化证据。进士被称为“天子门生”,是古代社会的拔尖人才。永州历史上共产生进士502人,其中唐宋两代永州、道州加蓝山县考取进士390人,占到同期全省总数970余人的40%;湖南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李郃亦出自今宁远县。据岳麓书社《湖南教育大事记》一书分州县统计:宋代“祁阳以93人名列全省第一,零陵73人居第二,两县进士数占全省五分之一,成为整个宋代湖南进士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而道州地区在唐代独领风骚之后,宋代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宋代道州辖营道、永州、江华、宁远四县,共有进士195人,居全省各州第一。”

纵观以上三个层面,唐宋永州文化高地地位是一种结构性事实,外来名流以空前的密度汇聚于此,顶级人物在山水间留下了开拓性文化地标,科举数据则以最刚性的方式确认了这一地位在制度层面的成就。三者互相支撑,共同构成了唐宋时期湖南文化地理中一个不应忽视的“永州极”。

岩岩九嶷峻极于天,滔滔潇湘万古奔流。历汉唐辉煌而后衰,永州历史的起伏给我们带来诸多启迪。新时代新机遇,新征程新作为。只要我们坚持兴交通、强产业、优城市、增动能,咬定青山,久久为功,定能在潇湘大地上书写历史文化名城复兴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永州市志》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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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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