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上墙，信仰入心——寻访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旧址

■ 周志豪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在萌渚岭下，山势不高，一条通往广西桂岭的公路从镇上穿过。圩，是南方人对集市的叫法；大圩，就是因圩成街的地方。街不过三四米宽，两边是民初模样的老房子，青石板路往深处去，很静。

拐进一条窄巷，有一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土砖木楼，楼下门口挂着红旗，门框上贴着春联，省保碑立在墙角。这座老宅是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旧址（邓小平率政治部驻扎旧址），湖南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党史部门考证，它是湖南省仅存的两处保存较好的红七军北上革命旧址之一，另一处在武冈。

正屋楼上那白色的石灰墙上，十五条革命标语、一幅马克思画像、一篇《士兵四字经》，静静守了九十五年。落款墨迹可辨：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政治部。这些字在楼上等了九十五年，等一个凑近去读的人。

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旧址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

先读墙上的字

板壁上的红军标语​

进了正屋，转上小阁楼。刚上来黑得什么也看不见，站一会儿，眼睛才缓过来，光是从两扇木格窗里进来的，楼板和木梁都是深色的。正对窗的板壁上，一列字大如碗口，墨色还浓，像昨天才写上去的：红军的胜利，就是工农的胜利。

转过身，两扇木窗之间，是那幅马克思画像。胡须和头发用浓墨一笔一笔描过，画像右侧一行竖字：实行列宁主义。墙皮剥落了大半，字的轮廓还在。

红军战士留在墙上的马克思画像​

四面墙上都是字。“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不交租，不纳粮！”这是讲给种田人听的。这样的字，满墙十五条：有讲土地的，有讲苏维埃的，有骂军阀的，也有宣布纪律的。

其中最特别的一篇是《士兵四字经》，是讲给对面的兵听的，其全文共一百零四字：

《士兵四字经》原迹​

我们前身，工人农民。豪绅地主，吞我田地。厂主店东，赶我出门。逼迫当兵，真是冤枉。走上战场，残废死伤。万幸得活，依然穷光。压迫虐待，牛马一样。军阀老爷，高卧后方。姨太成群，洋财百万。战争失败，携眷出洋。战争胜了，官上加官。弟兄觉悟，掉转枪口。杀死军阀，并做红军。

字迹已经淡了，要凑近，顺着读下去才认得出。蒙学四字一句，红军的笔杆子借了私塾先生最熟的格式写了一篇课本。这一百零四字全是白话，把一个被抓壮丁的士兵的家底从头到尾算了一遍：家里为什么穷，仗为什么打，打赢了是谁的天下，打输了他乡埋的是谁。算到最后，给对面士兵指了一条路：掉转枪口，并做红军。

当年这条街上，这样的字写得到处都是。红军还演小戏小调，唱词更不客气：“三民主义、糊涂到底；五权宪法、夺七夺八；训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写这些字的人是谁？故事，要从1931年那个严冬讲起。

风雪九十余里

1931年1月8日夜里，道县城。部队顶着刺骨寒风，冒着纷飞大雪出了城，往江华去。

从道县到江华，先过祥霖铺，再过桥头铺，九十多里山路。放到现在，这不算多远的路；可在1931年那个夜晚，风卷着雪，横着往人身上砸，队伍里的人还穿着单衣布鞋，寒气顺着裤脚往骨头里钻。山路的白和天的白连成一片，前头刚踩出来的脚印，转眼就被雪填平。就是在这条路上，八十多名战士倒下了，再没能起来；还有九名走不动的伤病员落在队后，被追上来的道县保安团俘去杀害。身后是追兵，眼前是望不到头的大雪，这茫茫的雪夜，他们是硬走着走完的。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两个月前，他们从广西的血火中打出来。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起家，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余部并入，李明瑞任总指挥。他们奉命去打柳州、桂林，没打成，一路血战，离开右江时七千余人，到全州整编，只剩约四千。全州会上决定：不再硬碰大城市，转兵湘南，往山地里去。1月5日，邓小平带着这支队伍离开全州；次日，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许卓同他一起，拿下湘桂边界的永安关，击退尾追的道县保安团，进了湖南。

1月9日清晨，红七军占领江华县城沱江。这一夜走下来，队伍减员很大，将士们身心俱疲，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都看在眼里。10日，他在沱江文庙把营以上干部召到一起，开前委扩大会议，史称“沱江会议”。会上的决定，条条都指着活路：不打硬仗了，避实击虚，往山地里跟敌人兜圈子；接收敌人仓库，没收反动官僚财物，征用大商户的棉花、布鞋、衣服；军部现款全部拿出来，给战士们添冬衣；伤病员抓紧治疗安置。这些细节记在红七军老战士、共和国将军莫文骅的回忆录里，指明这一切都是“为了这支部队的生存”。穿单衣的队伍这才有了过冬的着落。

1月11日，红七军撤离沱江。前卫出城不远，军部直属部队突然遭江华县常备义勇队和道县、宁远、永明、江华四县挨户团扫射，七十多名红军战士牺牲，第五十八团政委杨英身负重伤。三十六名战士因为掩埋战友遗体耽搁了时间，过西佛桥时被敌阻截，在双龙塘被包围俘获，全部被活埋在沱江西门的冯都庙旁。这三十六个人，没死在枪口下，死在替战友收尸这件事上。严冬的瑶山中沉默地浸着血。

1月12日，翻过勾挂岭，过了猫仔桥，队伍进了大圩街。

大圩三天两夜

街上几乎看不到青壮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早把人吓走了，躲避不及的老人和伤残病人，缩在门后看这支衣衫单薄的队伍。

战士们说话和气，帮老人挑水、扫地；没菜吃、没柴烧，就拿出银元、铜币，向街坊买。他们跟街上人讲：“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卫人民的，是打击土豪劣绅的。”躲出去的人听着街上的动静，心一点点放回肚里，陆续回了街。后来给红军介绍敌情、主动带路的，正是这些回街的人。

队伍驻下来后，吃饭是头等大事。组织选择就地筹粮，筹到了当地大土豪罗恢芝的头上。此人仗着儿子罗伯英在长沙何键部下当团长，开口就是“了得起，向我要粮”。红军把他捆了，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他家的粮食、棉被、衣服，当场分给穷人，又在他家大门口张榜，历数他欺压百姓的罪状。部队开拔时把他带上，后来在广西桂岭的坪山渡镇压。

街头巷尾，战士们写标语，石灰墙上写，板壁上也写；晚上还演起小戏小调，严肃的道理和辛辣的讽刺一起上了墙。

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第十九师政治部，驻在老街私塾教师余正基家。就是在这栋楼的楼上，政治部的战士画下马克思画像，写下满墙的字和那篇《士兵四字经》。先生平日教人识字，这一回，是别人把字写到了他家的墙上，写的全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事。临行前，战士们把主人家两口石水缸的水挑得满满的。三天两夜后的1月15日，部队翻越老苗山，进入广西桂岭。

字被涂掉之后

红军一走，反动派回到街上，把标语一处一处涂抹掉。整条街的字，很快没了。唯独余正基家楼上的这些藏在屋内，外头看不见，就这么躲了过去。后来年久失修，后院土墙上的那部分也毁了，如今能看到的，都在正屋楼上。

写字的人，后来去了哪里？

部队经桂岭短暂休整缩编，1月17日迂回进入江华大锡，经安宁、锦田、竹市，进入广东连县。攻打连州时守敌纵火烧街，红军一面作战一面救火，在粤北传为佳话。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乳源梅花村与强敌血战，伤亡七百余人，年仅22岁的指挥员李谦壮烈牺牲。随后东渡乐昌河，部队被敌截为两段，邓小平、张云逸各率一部转战，3月在湘赣边会合，7月下旬在江西于都与红三军团会师，编入中央红军。出发时的七千余人，只剩两千余人。后来，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授予他们“转战千里”的红旗。只是从大圩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再也没能走到江西。

守墙的人

余正基守着这面墙过了一生，他的儿子余昌斌接着守。《江华文化志》的初稿里，还收着1975年县文化部门访问余正基的记录。来的人上了楼，看了字，把见闻记了下来。这面墙的存在，那时就有据可查。红军用过的那两口石水缸，至今还在楼上。

2008年3月上旬，江华文物普查队到大圩做文物普查，进了正屋，转上小阁楼，看见了这面墙。就那个三月，《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永州日报》《中国文物报》先后来过，前后五篇报道，一栋楼里的字，头一回被这么多外人读到。2009年，县里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1月7日，旧址正式揭牌，镇党委负责同志在仪式上称大圩是“红色革命摇篮”。县文化部门、大圩镇、村委会和余昌斌家人，一起组成了保护领导小组。2026年2月，江华瑶族自治县党史部门编写的《古道上的足迹》由线装书局出版，其中《风雪大瑶山：红七军过江华》一辑，专写这段往事。

这样的守护，在湖南并非孤例。炎陵是全国遗存红军标语最多的县，保存完整的标语有151处、339条、4826字；县城的红军标语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以标语为主题的博物馆，一年有六十万人进去读墙上的字。霞阳镇江家试馆的“红军标语楼”，一栋小楼几易其主，最拥挤时住过两户三代二十几口人，墙上的标语至今完好。大圩这处旧址的独特在于：它出自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第十九师政治部之手，标语、画像、经文、落款俱全，堪称一支红军政治部的“全套作业”。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馆长张莹莉曾对新华社记者说：“墙上的标语，是当年共产党人对老百姓许下的承诺，现如今我们正一步步兑现诺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大圩。

墙下的老街

我就在这个镇上工作。如今的大圩老街，已打造成“红军街”。街口的墙上，画着一支队伍留下的东西：一床卷起的铺盖、一把军号、一个水壶、一只铁皮箱，像队伍刚开拔，东西还没来得及收走。“中华苏维埃是穷人的政权——红七军”等标语，以原样放大复刻在街巷墙上。街上读得到“打土豪分田地”，读得到“穷苦老百姓要觉悟起来”，也读得到“红军不拉扶，不发洋财，不掳掠，不杀人放火”。字换了个地方，口气没变。红军街门楼下，螺蛳粉店的招牌和居民家的春联比邻而居，历史就长在烟火气里。

2026年5月，湖南省作家协会组织骨干作家沿红军足迹到江华采风；江华瑶族自治县开展的“重走红七军转战江华路线”活动，从大圩出发，经广西桂岭张公庙，直达广东连山鹰扬关，一条跨三省的红色走廊正在悄然成形。

红军街上复原放大的红军标语（复刻景观）​

今日红军街​

一条老街，一面墙，能留给后人什么？大圩的回答不在陈列柜里。“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九十五年后的大圩，是拿日子来回答的。老街近旁，就是大圩镇易地搬迁安置区。从高寒山区整村搬下来的瑶族群众，在家门口的马达帮扶车间里上了班。这是镇里下力气扶持的重点帮扶项目，车间里马达声不停，山上搬下来的人，就在这声音里挣着一份踏实的收入。我自己驻村的东冲河村，也在大圩的山里。山还是那些山，只是山上的人，不用再为一口生计翻那么高的岭了。

还有一段伏笔，很少有人注意：正因为1931年那个冬天红军在江华留下的信用，1934年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江华时，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那面墙，早已替这支军队写下了保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走在这条街上的那支队伍，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名字；留下来的，是墙上的十五条标语、一篇一百零四字的四字经，和一个被一家人守了九十五年的承诺。

一面墙，就是一堂课。九十五年过去，墙上的墨迹在褪，墙下的老街在长。标语上了墙，也进了心。

作者：周志豪

责编：黄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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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